如果那样做，中国经济必然会崩溃。

这是正确的，但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并不意味着必须通过政治力量来重新规划、进而通过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的方式来补偿另一部分人。换言之，"中国模式"也包含了主动融入"全球化"这一内容，所谓我在前文说，加入WTO是它正式形成的一个标志性节点。

简言之，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一般产业完全市场化、金融及资源产业国家严密控制、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和购买力旺盛的全球市场。然而，组织性质的非政治性并不妨碍它们在追求各自具体和独特目标的过程中对政府权力发挥有力的制约功能。但这种"新双轨制"造成了比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发政治动荡的"官倒"更加触目惊心的新的巨大寻租空间，是眼下司空见怪的绝大多数贪污腐败罪行的源头。2）对金融以及资源、原材料行业实施高度集权的国有行政垄断，据说这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所谓"社会效益"的最有效办法。在证券业，则是取消发行审批制度，让合规的企业自主、自由地上市融资，平等竞争社会资本。

近来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媒体，许多人都在讨论所谓"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古希腊哲人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也就是说，国家不再能够垄断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目前土地管理法规定农地必须经过国家征收才能进入土地招拍挂市场的规定必须取消。

离开土地财政，将城市化带来的城郊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全部留给农民，这与当前中国土地制度安排中的涨价归公内核是完全相反的，其对中国未来发展所可能造成的损害则是致命的。要完善土地财政，而不是彻底地否定它。进入 贺雪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并非是被官员个人贪污了，而是用于地方建设。

巨额的土地财政自然引起社会关注。三是土地财政收入也就是卖地收入，来自低价向农民征地，高价在招拍挂市场上供地。

因为地方财政困难，地方就得向中央财政要钱，中央财政用于进行转移支付，比如向中西部地区农村每年转移上万亿财政资金，就会越来越难另一方面，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带来很大的GDP贡献。他希望，切实解决农民工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进而夯实经济发展的内需基础，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范剑勇 从研究学术转为研究现实问题作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名教授，范剑勇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空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区域间的应用研究，也就是用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去验证新经济地理学若干假说。

采访过程中，范剑勇几次谈到深层的机制问题，地方政府主导把经济蛋糕做大，但没有踏踏实实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夯实，急功近利的情绪体现得非常明显。新京报：未来十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范剑勇：没有。而最让他担心的，不是农民引发的社会动荡，而是农民工引发的社会动荡。他说，如果体制不改变，房价是没办法降下来的，农民工住房问题在短期内也是无法解决的。

■ 同题问答经济下滑是必然趋势新京报：中国诸多经济学家里，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范剑勇：茅于轼、华生、张维迎，谁敢于讲真话我就尊敬谁。因此，不可以急速地推进土地市场上的城乡一体化。

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容易集中爆发。这种学术研究与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学术圈内。

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做出很大贡献，但是他们享受不到经济增长果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目前实际上只是伪城市化。现实情况是，由于没有住房，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以蜗居、群租、居住在城中村等方式来解决住房需求。范剑勇认为，收入分配当中最急于解决的问题是农民工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然后是其他社会保障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打工的年轻一代从事的是低端化的制造业生产，他们的收入不足以构成整个家庭的支出。他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背后有深刻的制度背景，已有的改革措施如果没有触及这一制度背景，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异于隔靴搔痒。

要维持地方GDP短期而又持续的增长，只有不断进行新一轮的征地、新一轮拍卖、新一轮的土地融资进行城市化建设，土地价格抬了上去，住宅价格也跟着抬上去了。之前，中国被称为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以至于国外非常关注中国。

随着经济蛋糕做大，对稀缺的土地要素会产生较大的需求，地理位置决定的经济发达地区土地价格会越来越高。近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虽然得益于土地城市化模式，但更多地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不稳定与环境代价大等弊端。

不可急推土地城乡一体化新京报：农民工问题和我们当前面临的产业结构低端化有关系吗？范剑勇：我自己有一项研究，在中国从事加工贸易或国内市场销售的企业，其生产效率是不高的，而这类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农民工。这是一种饮鸠止渴式的增长模式。

从理论上来讲，土地的稀缺是地方政府垄断供给造成的。股市还没有完善的时候，很多人从里面赚了钱，早年买房子的人，现在也发了，这种不叫投资前景。发展方式转变困难有制度背景新京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讲，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新京报：你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范剑勇：地方政府应退出土地市场。

沿海地区、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受益，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农民不受益，使本来已经尖锐的收入分配形势更加恶化与不公平。而我们的农民工在城镇上的基本住房需求都难以得到保障。

新京报：大多数农民工生活艰难，但据说在大城市，也有农民买法拉利跑车的例子？范剑勇：值钱的土地往往位于沿海地区，或者是大城市的郊区。比如说，生产100个杯子平均下来一个杯子可能需要50块钱，生产1万个平均下来需要10块钱，生产10万个平均下来可能需要5块钱，也就是说随着需求规模扩大和分工细化，成本不断降低。

新京报：房价什么时候能够真正降下来？农民工住房问题怎样能够解决？范剑勇：之前房价上涨这么快，我认为是体制性原因，只要体制不改变，房价没办法真正降下来。只有在城市廉租房已经大量建成并对流动人口开放的情况下，家庭成员的非农收入能维持其在城市中基本的生活需求，资本下乡的前提条件才是成立的。

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抓住土地城市化这一主要矛盾，在边边角角做文章、回避主要矛盾，是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新京报：在市场层面，你认为最近哪一项改革比较值得期待？范剑勇：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化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目前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不完全城市化或者伪城市化。年轻一代在外地打工，年老的在家里务农，这两部分收入各占一半、共同构成了目前的农村家庭收入，维持着小康以下，温饱以上的生活水平，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实。

那么，为了彻底扭转这一状况，索性将土地出让的所有收益彻底让渡于农民，使地方政府彻底干净地退出土地市场。比如，地方政府要千方百计地把GDP搞上去，这时面临一个矛盾：有限的财政或者向银行贷款的钱，究竟是用来提高地方GDP的增长，还是用于民生工程建设？现实情况是，各地方政府为GDP考核而展开激烈的地区间竞争，而对本辖区内居民的公共产品提供并不是其最优先考虑的目标。

新京报：2012年经济运行到现在，有没有让你觉得有意外的地方，为什么？范剑勇：我没有太多意外的地方，中国经济下滑是必然趋势。范剑勇说，我们已经把经济蛋糕做大，但是并没有把蛋糕切好，这容易爆发由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的社会动荡。

一方面，招商引资可以把GDP做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背后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已有的改革措施如果没有触及这一制度背景，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异于隔靴搔痒。